“以前为了减负，要写减负清单、报减负成效，结果越减越忙；现在不一样了，能一个电话说清的事绝不发文，督查少了，干事的时间多了。”江西J县一位乡镇干部的感慨，道出了基层减负的核心诉求。自2019年“基层减负年”提出以来，基层减负曾陷入“以反”的困境，而2023年后，随着中央持续发力、地方探索深化，J县的实践给出了一份可落地的答卷，也揭开了基层减负的本质：不是减少该做的事，而是破除不必要的折腾。
“党中央的要求很明确，可到了基层，却不知道从哪下手。”回忆2019年的减负工作，J县机制办一位干部坦言。当时，中央出台《关于解决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》，明确了精简文件、压缩会议等要求，但由于缺乏具体操作细则，基层陷入了“为减负而减负”的怪圈。
各个部门要提交减负清单，证明自己的减负成效，为了凑齐这些材料，基层干部不得不额外花费时间整理报表、撰写总结。一位乡镇办公室主任说：“本来日常工作就忙，还要专门抽人统计‘少发了多少文件、少开了多少会议’，这些统计工作本身就是新的负担。”
更突出的是，的“变种”层出不穷。文件少了，但微信工作群里的通知多了，“一天要翻十几个群，生怕漏了任务”；会议次数减了，但视频会议、线上调度多了，“有时一天要开三四个线上会，耳朵都听麻了”；督查检查名义上合并了，但要求提交的佐证材料更细了，“以前迎检准备一套材料，现在要分模块、分环节，厚度翻倍”。
2023年，习要求“抓基层减负要像抓中央八项规定一样抓”，2024年《整治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出台，明确了权责边界、规范了督检考等具体要求，这才让基层减负真正找到方向。J县借着这股“东风”，开始了系统性的实践探索，破解“越减越负”的难题。
“以前部门发简报，有的就一两句话有效信息，纯粹凑数；现在每个单位只能按季度发一份简报，同类数据整合呈现，信息负担少了一大半。” J县财政局一位干部，说起简报整治的变化很直观。2023年以来，J县通过调研梳理出54条突出问题，针对性出台操作细则，让减负从“模糊要求”变成“明确动作”。
在精简文件上，J县定下“硬规矩”：可发不可发的一律不发，能电话、信息说清的绝不发文。以前发文收文要花三四天，压缩了实际办事时间；现在一条信息就能部署的工作，不再走发文流程，基层有了更充足的时间落实。同时，通过“赣政通”开放权限，实时监控各部门发文情况，避免违规发文、重复发文。
“以前各个部门都要报招商引资、工业投资数据，财政局、工信局各发一份简报，我们要重复核对；现在整合到一份简报里，一目了然。”一位乡镇统计干部说。对于拿不准的文件，由分管领导和办公室主任双重审核，一旦违规发文被发现，会被机制办督办通报，各单位都变得格外谨慎。
在规范会议和督查上，J县推行“多会合一、联合督查”。防汛、抗旱等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，由机制办统筹确定督查时间，10多个部门联合下乡，避免“一波刚走、一波又来”的折腾。督查方式也从“提前打招呼、层层陪同”，改成“四不两直”暗访，不增加基层迎检负担，却能看到真实情况。
针对“社会事务进校园”乱象，Y市（含J县）列出32项白名单，只有名单内的事务才能进校园，且需提前经教育局审批。2025年，J县委宣传部想进校园开展宣传活动，因不在白名单且未审批，被教体局拒绝。“以前领导级别比校长高，校长不敢拒绝，现在有了白名单，该拒就拒，不用怕得罪人。”县教体局一位干部说。
在规范借调干部上，通过54条具体措施堵住漏洞。以前乡镇干部频繁被借调，导致基层“人手荒”，现在借调需严格审批，确保乡镇有足够力量落实工作。
J县的减负能落地，关键在于形成了“三位一体”的推动机制。一是领导带头抓，县委书记在常委会上三次专题学习基层减负，要求“可发不可发的文件一律不发”；县委副书记作为机制办召集人，曾因县里某局减负不力在市里作表态发言，回来后倒逼各部门整改。
二是细则明确，54条操作规则让各部门知道“该怎么做”。比如简报怎么发、会议怎么开、督查怎么搞，都有具体标准，不像2019年那样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三是强化培训，机制办组织各部门领导、办公室主任集中学习，让“减负意识”贯穿到工作各环节。
农业农村局曾因股室多、分管领导多，减负工作推进缓慢，被通报后专门安排一名分管领导统筹减负，所有文件、检查都需他审核。“刚开始有矛盾，机制办来班子会指导，局长在会上明确表态支持，我们开展工作就有底气了。” 该局分管减负的领导说。
机制办还通过通报、督办、暗访三种方式督促落实，但把握“度”的平衡。“不会频繁通报督办，不然会挫伤干部积极性。” 机制办干部说，遇到部门推进困难，会主动参与其班子会，帮助梳理问题、找准方向。2024年至2025年，机制办已参与三个大局的班子会，引导班子成员统一思想。
减负成效明显，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。最突出的是“督检考弱化后，工作落实会不会打折扣”。路长制以前纳入考核，推进效果好；现在不考核了，担心部门出现怠惰。对此，J县用“四不两直”暗访补位，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整改，既不增加负担，又能确保工作质量。
县级部门的负担也有所增加。“上面要减负，不能随意给乡村摊派任务，但工作还得落实，只能我们自己多跑。” 县农业农村局一位领导说，以前靠发文、考核推动工作，现在要亲自下乡指导，担心落实不到位，追责压力集中在县级。
临时督查的申报备案也面临考验。遇到安全生产、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，需要临时开展督查，按规定需经县里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、相关局局长三方签字同意，紧急情况下还要边督查边报备。“流程是规范了，但紧急情况容不得慢慢来，需要在合规和效率之间找平衡。”一位应急管理局干部说。
此外，条块之间的配合仍有阻力。应急管理局需要调度其他部门的数据，但有时会遭遇“推诿”，不得不靠分管领导甚至主要领导协调。“条线上的部门主动意识不够，减负任务更多压在块块上，协调起来很费力。”机制办干部坦言。
“基层负担的根源，不是哪个部门故意折腾，而是治理转型中‘旧结构’与‘新要求’的摩擦。” J县机制办一位负责人的判断，点透了问题本质。在农业税费取消前，国家是“汲取型政权”，基层治理是“治事结构”：上级只看任务结果，基层怎么干、用什么手段，不用过多报备，工作相对简单。
而现在，国家转向“分配型政权”，大量资源反哺乡村，治理要求变成“治人结构”：既要服务好群众，又要规范干部行为，工作过程要留痕、合规。这种转型中，传统的治理习惯与现代化的治理要求产生冲突，比如基层干部习惯了“完成任务就行”，却要适应“全程留痕、合规合法”的新要求；上级的规范要求，面对复杂的基层社会，有时难以落地，只能靠的材料补位。
基层为了避免问责，还会自我加码。比如一项工作完成后，为了证明“做得好”，会额外整理大量佐证材料，延长证据链。上级的过度监督与基层的自我加码，共同催生了基层负担。
而J县的实践证明，基层减负的本质，不是减少服务群众的任务、降低规范治理的要求，而是重构治理思维：重塑上下级的信任关系，上级多给基层一些信任，简化监督流程；重塑权责边界，上级不能随意摊派任务，部门之间打破“各自为政”，形成合力。
“赣政通”建总群统一收发文，让通知传达更高效；联合督查减少重复折腾，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深入田间地头；白名单制度明确权责，让基层敢于拒绝不合理要求。这些措施的核心，都是通过调整治理结构，减少“摩擦成本”，让治理要求与治理结构更契合。
基层减负不可能一蹴而就，J县的探索也仍在进行中。正如一位干部所说：“减负不是‘减工作’，而是‘减折腾’，让我们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该用的地方——服务群众、干实事上。” 未来，只有持续弥合治理转型中的结构张力，让信任关系更稳固、权责边界更清晰，基层减负才能真正长效，基层治理效能才能持续提升。